印度是一个盛产神话的国度。古代神话演绎成印度历史，现代神话则是印度软件业。印度用了短短10年就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出口大国。然而，被誉为“印度光辉”的软件业更多是一种创汇产品，其实并不风光。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记者从印度发回的报道。

软件业为何能迅速发展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发展和软件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政策、人才和文化是托起印度软件业的三根支柱。印度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了10年多，但是印度在改革之初就确立了“优先发展软件业”的政策。印度第二大软件出口商信息技术公司（Infosys）总裁穆西在1981年同6位软件设计员创业时，苦等了18个月才拿到营业执照。当时电脑硬件的进口关税高达335%，进口软件关税是160%。

1991年，拉奥政府制定了开放的新经济政策，给投资软件业者一路开绿灯，同时还制定了减免进口软件关税、免征出口软件利税的政策。同年，班加罗尔软件园成立。它是印度软件园中发展最快和规模最大的一个，到2004年上半年，班加罗尔软件园的注册公司总数达1300多家，占据印度软件业半壁江山。信息技术公司执行经理纳丹·尼勒卡尼对记者说：“现在即使要办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设备进口许可证，最多也只需要半天的时间。”

有了这个政策的起跳板，印度软件业又历史性地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起跳时机。这就是进入新千年前的“千年虫大战”。印度软件公司抓住机会，在消除“千年虫”一项上就进账25亿美元，使得一大批软件公司成功起飞。

印度软件业有丰富的人才储备。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依靠高等院校。印度有400余所大专院校设置了计算机专业，印度政府为其中250余所提供一定的教学经费，每年培养毕业生1万余人。二是依靠民办或私营机构培训人才。目前这类机构有700余家，每年取得证书的软件人才有数万人。三是软件企业自身建立培训机构。印度政府还在全国250个机构开设电脑课程，在大约3000所中学推出“中学计算机扫盲和学习计划”。

目前，印度每年可培养约7万名软件技术人员。现在，印度科技人才多达350万人以上，居世界第三位。难怪美国《商业周刊》和《福布斯》杂志感叹道：“印度有着无穷无尽的技术人才储备。”

而且，印度的文化底蕴和家族经济模式十分契合软件设计的特点。电脑键盘浓缩了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即有代表英语文化的字母和代表计算的数字。英语和数字在印度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印度学校主要使用英语授课，英语自然成了最常用的交流工具，所以印度人编写软件时没有语言障碍。

数学则一直是印度人逻辑思考的原动力，代表印度教文化的庙宇结构和舞神湿婆像都严格遵循着数学推算出的和谐比例。印度教强调个人修行和内心思辨，它削弱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却巩固了家族内部的和谐和次序。这使得印度人热衷于家族式经营。首都新德里没有一家大型超市，原因是民众不习惯在一个巨大空间里进行消费。每个商业区都是齐肩挨脸的小店铺，如同一块电子线路板上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店铺看似普通，实则富有韧性和活力。即使几个“电子元件”出了问题，整个“电子线路板”照样工作。这种密实的商业区折射出了印度人的经营理念。几个软件工程师购买几台高性能的电脑，就能开办一家软件开发公司。

软件业发展遭遇硬件瓶颈

印度政府精心培育软件业，其重要目的是建立高效的电子政府、远程教育和电子商务。无奈印度通讯硬件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软件的应用。在印度1.8亿户居民中，只有约500万户拥有电话。如果按人口计算，平均34个人才拥有1部电话。一下暴雨，几乎所有电话都会瘫痪，需要耐心等上一两天才会恢复。城市电力供应也严重不足。尽管我住在新德里的高级住宅区内，每个星期也至少停电5次，到了用电高峰，平均每天停电3次，发电机就成了每家每户的必备品。

印度铁路在1986年就采用了电脑订票和售票系统，是印度最早的计算机联网系统。我却从中感受不到效率和便捷。购票者需要先乘车赶到火车站售票厅，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和旅行目的地填在一个表格内，然后再花一两个小时排队购票。排到窗口后，购票人先把表格递上去，售票员将这些信息输到电脑里后，才能打印出一张火车票。这还不算完。乘客在上列车之前，还要与车厢门口贴出的乘客名单核对，只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后才能上车。

班加罗尔因软件业而获得财富，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班加罗尔城市人口由300万增加到了600万，使得这个城市的水电供应紧张，房屋租金上升。印度第三大软件出口商维普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齐姆·普雷姆吉说：“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问题严重。在过去5年里，班加罗尔的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而且，我们也难以预见未来5年会有所改善。我们的公司在班加罗尔很难持续发展。”

更大的社会代价是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公共设施处于超负荷状态。在这个城市中，狭窄的道路被200万辆机动车占满。据交通部的官员说，每天还有500—600辆机动车上牌照。去年，死于交通事故的达886人。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阿维纳什·瓦希斯塔说：“毋庸置疑，这里的基础设施每况愈下，班加罗尔不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之地。”

外包模式导致软件市场萎缩

几年前，中国人去国外工作或旅游时大都有这样的经历：原以为自己买到了物美价廉的外国名牌，打开一看却赫然发现了“中国制造”的字样。印度软件主要是为外国公司量身定做，让印度人心存不满的是，他们连个“印度制造”的字样也找不到。2003年，印度软件行业销售总额达160亿美元，其中80％用于出口。显然，印度“软件外包”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

印度软件业不得不完全依靠海外市场，印度国内的软件市场并不活跃，电脑普及率仅1％。新德里的尼赫鲁广场是印度北方最大的电脑城，那儿简直是一个巨型大杂院，地上低洼不平，广场上卖衣服和卖旧书的小贩不停地吆喝，几只牛慢悠悠地走着。上百家店拥挤在一起，里面能看到的硬件产品主要来自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一位印度软件工程师告诉我，尽管许多著名软件由印度人设计和编写，但是产品上印的是欧美公司的名字。印度软件人才的大脑连接在美国人掌控的键盘上，印度软件人才更多是打工仔，如同“软件大楼”的建筑工人。

印度软件人才众多，薪水只有美国软件人员的1/6。美元与卢比的汇率使得印度软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这降低了软件开发和编写的成本。美国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在班加罗尔建有高科技研发中心，它的印度分公司经理理查德·戈尔回忆当时下决心来印度办公司的情形时说：“印度有很多天才的软件设计员，我们雇不起欧洲的软件设计员。印度培养的软件设计员有些过剩，而且薪水低廉，所以我们就来了。”

印度的“软件外包”业务之所以红火，除了政策鼓励、投资环境改善和薪水低廉之外，印度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印度与美国有12个小时的时差。每天下班前，印度的软件人员要把当天编写的程序传递给大洋彼岸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接着编写。通过巧妙地利用时差，大大缩短了编写程序的时间。跨洋软件设计和编写已经成了印度软件业的一个重要特征。1988年以前，90%以上的软件编写都是在现场进行。到了2000年，现场设计与跨洋设计各占50%。2002年之后，印度公司基本上都是在本土为外国客户设计软件，保证了按时交货和软件质量，同时也降低了设计费用。

然而，同样也是由于外包，印度软件业受到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低迷的严重影响。美国经济较长时间不景气，大量美国企业不得不节省开支，包括软件预算，而印度软件业产值中的63%来自美国。在过去的两年里，印度软件市场萎缩﹐班加罗尔有100多家软件公司业绩下滑，占印度软件出口公司总数的40％。以至于印度报纸惊呼：“伟大的民族软件美梦正在破灭。”

信息产业没有消除贫富差距

印度政府一直希望利用信息技术来消除贫困差距、消灭文盲，但是此举收效并不大。班加罗尔的高科技园具有浓厚的现代化气息。当年建造这个园区的工人多达3500人。工人们每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却只挣1美元。这里的软件设计师每天薪水平均是40至80美元。大楼的里面，如同一个积累财富的天堂。大楼的外面，不乏生活窘迫的穷人。

在印度最发达的城市孟买，有600万人口生活在贫民窟中，他们每天需要排队等候送水车送水。这些人没有厨房和厕所，每天早上6点钟后，男人和女人分时分段地蹲在火车道附近“方便”。这种赤贫现象实在令人震惊。如今，印度农民占全国人口的60％，工人占15％。这个10亿人口的大国里，仍有3.5亿人生活在贫困的乡村和城市的贫民窟中。全国有1/4的人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

2004年的全国大选为印度的信息业做了令人深思的评价。为了赢得连续执政的机会，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竞选总部给选民发出了400万份电子邮件，并向1000万部座机和手机自动播发了瓦杰帕伊总理的问候。

然而，5月13日晚的统计结果却出乎执政党的意料：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败给了国大党及其阵营。有“计算机部长”之称的印度人民党党魁奈杜在他一手缔造的“软件之都”海得拉巴遭遇了滑铁卢，被迫辞职。

一项调查显示，只有5％的民众认为信息技术给百姓带来了实惠，81％的民众认为信息技术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穷人需要粮食、水电和住房，奈杜却总是提倡电脑和手机。由此看来，印度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全民族生活水平的宏伟计划，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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